后记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我，生长于十年动乱年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真是革了文化的命。仿佛就在一夜间，文学名著变毒草，知识分子靠边站。正是嗷嗷待哺、渴求知识的时候，学校缺老师、少教材。今天组织上工厂学工、明天通知下田地学农，后天号召进营房学解放军，就是不系统的安排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过没有关系，那时流行一句话：“学不学都升学，会不会全毕业”，大多数人倒都乐得一个轻松、快乐，玩不够的玩，敞开玩。我以为自己还属于特例，因为没有特别挥霍流金岁月。偷偷地、悄悄地看了一些书。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三国演义》、《红楼梦》、《闪闪的红星》、《我要读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源》、《万山红遍》、《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渔岛怒潮》、《新来的小石柱》以及《十万个为什么》，还算得到过一些文学的熏陶和科普读物的滋养与润泽。
难忘1978年那个烈日炎炎的暑夏，“七月流火”，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我参加了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数年后被考核、选聘为企业党委办公室秘书。近20年来，大部分时间在单位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履职。可以说，文字一直与我有缘，而且从未走远。
也许是上苍的冥冥安排，因为，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依稀记得，用铅笔画字的情景。别的孩子也许是天性使然，都爱画画，在纸上自由涂抹，而我则是像模像样的拿起铅笔，平展展地铺开一张白纸，恭恭敬敬地对着屋子墙上贴着的领袖语录用心描那我心目中神奇、神圣的方块字。它不是作业，不是功课。因为其时，我也还未入小学，也没上什么幼儿园、育红班。尽管那些字，我几乎大都不认识，可是，就喜爱这样做。这样说来，我与文字结缘似乎有些神秘色彩。但细想，还是另有缘由的。应该说慈爱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导引我走上了文字之路，使我对文字发生兴趣，喜爱及至痴迷。父亲高大健壮、人品正直、心地善良，虽严厉而不乏舐犊之情。他工作很上进、很勤奋，也很优秀。繁忙工作之余，在家中经常翻阅报纸杂志，我记得的有《参考消息》、《河北日报》、《红旗》杂志、《华北民兵》。那是物质匮乏年代，吃饱穿暖已属不易，零花钱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已属奢望，但也不是没有。每逢节日,父母总还是给个块八角钱的。我就用它上新华书店,买连环画、买样板戏剧本、买新出的各种小册子，有文学的、也有政治、历史、地理的，非常有限的块八角钱全用在了买喜爱的书上了，自然就买不了汽水、雪糕、烧饼以及诸如此类所谓好吃的、好喝的了，但我并无些许憾意，因为拥有了新书，我就像享受了一场豪华精神盛筵，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慰充盈了全身，发散至每个毛孔，极大的满足感全景式地呈现，无法掩饰，并一直陪伴我直到买到下一本新书为止。
其实不是什么前世有缘，我宁可相信是父亲在我幼小的心田植种了文字、文学的种子。我忘不了这样的情景：当年忆苦思甜代表作品《半块银元》，那时极为轰动。在一个冬日的夜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围坐炕上，父亲给我们逐字逐句朗读这个故事。现在想来，他当时读的真是极富感染力，可谓声情并茂。听故事的我母亲、我弟弟、我妹妹和我，不由得情动心中，一个个都被故事情节、主人公命运攫住了心灵：或眼里闪着泪光、或泪水腮边挂满、或任泪水滚滚流淌、或仇恨的怒火溢满胸膛——都对主人公王小龙的悲惨遭遇给予了无限同情，对压榨、剥削、残害王小龙的恶霸义愤填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竟萌生了这样的誓愿。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字的这种神奇的力量。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在文字的道路上蹒跚学步。
拙作《只因有爱》出版了。也算遂了我儿时就怀揣着的一个心愿。苏轼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我要说“摇笔甘苦我自明”。自然，我不敢说《只因有爱》中的篇章字字珠玑、句句锦绣（其实本就不是这样），也不敢说她的立意多么高远、构思怎样精巧、遣词如何严谨（其实也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但我敢说，它们都是很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的，文章的做法也是可资借鉴的。相信读她有益无害。
现在书是出了，然而我也有些不安，甚而至于惶恐。虽然，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怀着一颗敬畏之心的，但限于水平，疏漏和不当之处恐难避免，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我将以此作为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动力，促我不断成长的养分。
问读者朋友们好。
二〇一二年初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