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民俗》序言/朱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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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民俗》序言/朱彦华


《承德民俗》序言
朱彦华
有人说,世界上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民俗文化的存在。无论那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如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何,社会发展阶段如何,也无论那里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有多小,那里的民众都会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有独特风格的民俗文化。而这个“独特风格”自然是古谚中所说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了。
也许有人要问:民俗是什么?虽然国内外的民俗学家们至今对“民俗”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在总结他们的共同认知以后,我以为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一系列知识和认识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异。民俗文化附着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节日礼仪、家族社会、信仰禁忌、技艺行业、游艺娱乐等等,且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举一个例子。“年俗文化”在中国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如今国人依然那么看重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因为“年俗文化”的核心是国人团圆情感的实现。因为有团圆的诉求,临近过年,中国所有的城市、乡村,都变成了情感磁场,把出门在外的人吸引回家,从而形成中国现代社会春运大潮这道新的民俗风景线。所以冯骥才先生曾提议:应把春节放在中国申遗的首位。他认为,节日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民俗形式,实则是人们在高扬心中的生活情感与理想。这里有民族和民间的精神传统、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和地域气质。
自然,承德地域上自从有人类活动的那一刻起也就有了民俗文化。而在这块土地上最早有人类活动的载体,大概就是平泉老獾洞古人类遗址和鹰手营子四方洞古人类遗址了,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了5万年前承德原始人群的活动身影;到了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在承德围场、赤峰翁牛特出土了用玉石雕刻的龙,称为“玉龙”或“玉猪龙”,可谓最早的民间信仰即中华龙图腾。这里还曾经出土新石器时代鸱枭纹石牌饰、战国青铜短剑、刀币石铸范、秦权、辽代契丹符牌金银牌、编钟、金代官印、清代鎏金铜佛等。这里有燕北长城、燕秦长城、明长城以及在全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清代皇家园林、猎苑、诸多行宫遗址等等。这一项项来自远古的民俗事像,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我们的祖先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的气息与身影。
但这些从古遗存中寻觅到的丝丝缕缕的远古民俗文化还不能让我们领略到承德民俗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承德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到底表现在哪呢?我以为,其核心是承德特殊的地理与历史环境制约下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交融后的变异性。《热河志》就曾记载了承德蒙古族游牧兼农耕的情况:“热河之地丰腴,沟塍绣错,至于境内各蒙古皆渐知稼穑,刀耕火种,斥卤日开。昔时龙沙雁碛之地,今则筑场纳稼,烟火相望,太平景象,亘古未有也。”
承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几千年来一直成为北方各少数民族如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厍莫奚、契丹、女真、蒙古等生息繁衍融合的区域。但由于游牧在这里的一个个民族,给这块土地留下的足迹飘忽不定,致使这里的民俗文化始终处于变异之中,以至我们大多无迹可寻。倒是存在了200余年的契丹民族,在承德平泉一带留下了许多有迹可寻的民俗文化气息。比如那些坐落在水流不远处的或黑或白的毡庐一概面南而居;而每一户契丹人的住地上都停放着的三轮毡车,毡车长辕高轮粗辐,车后部有毡棚,花饰门帘;契丹男人头顶部毛发是剃光的,仅留两鬓垂至肩部;他们的饮食以肉类、乳品为主,辅以粮米、蔬菜、水果;还有他们古奥的契丹文字、简朴淡雅的契丹壁画、意蕴迷人的辽瓷、带有契丹符号的地名等等。
承德民俗文化基本形成定制是在清朝建立以后。其主要民俗事象标志是木兰围场的设置和热河行宫的建置。
历史上,承德所处的滦河、伊逊河流域是华北通向蒙古草原的水路干线。清初,古北口、热河、木兰围场一线是京师通向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黑龙江和沙俄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的交通要道。康熙年间,皇帝派往漠北、东北和沙俄的使臣,大都出古北口,经热河和围场分赴使所。康熙皇帝北巡56次,出古北口经热河40余次;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清军主力就是经这条线路进的围场。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才让康熙皇帝有了“肄武绥远”的战略思想,一方面通过“巡幸”“秋狝”“年班”等方式,处理好与蒙古各部的关系,进而遏制沙俄与蒙古分裂分子相勾结的边疆作乱,阻止沙俄对中国疆域的入侵与蚕食。另一方面,为已疏于“弓马骑射”的满族后代重寻八旗剽悍找到一处练武之所,因此才有了木兰围场的设立。
或者是有了木兰围场的成功经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的建立,成为康乾两位皇帝实施其政治策略的又一重大举措。又因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的存在,承德成为清王朝鼎盛时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也因此成为汉、满、蒙、藏、维等多民族宗教和文化交融之地,致使各民族的民俗风情在此各显异彩又相互交融。
譬如,从农业生产方面,当时的清延为解决各级官吏以及满、蒙、汉八旗俸银、粮食的需要,在京畿500里内遍设皇庄,从此将许多满人从以狩猎为生的生存状态转变为以土地为生的生存状态之中。同时也使承德区域的土地从原来的少数民族游牧地发展为农业区或半农业区。
又比如,康熙皇帝当年的“肄武绥远”的战略思想以及承德培都的特殊历史环境,竟然影响到了承德市区民居建筑风俗的形成。即豪华气派的王公大臣府邸成为承德市区的主要建筑风格。这大约在其它同等城市中是没有的。
还比如,旧时承德街上满族人开的饭庄,在二楼楼下要专设一个挂鸟笼子的横杆。因为满族人有养鸟的习俗,到哪都要提着鸟笼子,到饭庄来吃饭也不例外。所以满族人开的饭庄,每遇到提着鸟笼子的客人,跑堂的就得立刻迎上去,把鸟笼子挂到二楼楼下专设的横杆上。这样客人一边用餐,一边又可听到鸟的鸣叫声,这样别有一番情趣的民俗风情大约只有在我们这里看得到。
此外,在婚丧嫁娶、服饰饮食、日常生活礼仪及民间信仰诸方面,都能看到满、蒙、汉民族民俗文化相互交融的事象。
中国民俗文化还有一个特性,即它传承的都市民俗很大程度上带有农业文明的特点。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古代的都市都是从农业乡镇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民俗传承的角度讲,中国古代都市的市民,大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他们在转化为都市市民的过程中,自然会将农业民俗带入都市,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所以应该说,古代都市民俗的主体是农业民俗。在这一点上,承德也不例外,旧民俗无论在衣、食、住、行还是民间信仰诸方面,都市与乡村都无大差异。
但今天现代化的都市民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属于农业民俗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代之以高度发展的工业和商业民俗。特别是当社会进入到高科技时代,都市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随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很难形成一种稳固的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变化较大的,如服饰方面,每一年每一季都在发生着新变化。还有居住方面,传统住宅被小区住宅取代,单元住宅的居民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为“小国寡民”,邻居锅碗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旧民风已很难体味得到。
正因为新的都市民俗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这部书更多选取的依然是以农业民俗为主体的承德地域民俗。尽管有缺失,但它还是比较全方位地记录下了承德这片山河丰富的根脉。我相信,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弥足珍贵。
 
201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