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8年前后
承德外八庙的普宁寺旁有一条沙土路，前方不远处的山叫松树梁。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松树梁沟里的坡地上收棒子。准确地讲，我是扛棒子的，一麻袋、一麻袋地从地里扛到路边，再装车拉回位于大佛寺前的承德地区“五七”干校。那天，我扛得很欢实，来回一溜儿小跑。
午饭在食堂，我要了个肉菜，并破天荒地造下八两大米饭。有人提醒我：“超标了。”我大口吞咽着，呜呜地说：“这回好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台词。
我是1976年暑期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因当初是从承德地区上学的，而承德是贫困地区，要求送出去的学生必须回来，所以读书三年在保定，眼瞅着距天津近了一步，却一竿子又被打回塞北，再分配到地区“五七”干校当教员。当教员也得干活，干活我不怕，但我怕口粮不够吃：我每月定量29斤，单身汉，吃食堂，没油水，越吃肚子越没底。因此，我必须严格按照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的标准去吃，才能确保后半月每天能按时进食堂。
但那天我放开了肚子美美地吃了一顿，原因是我有了一种预感，期盼已久的“春天”，可能就要到来了吗？但必须说明，那只是一种在内心期盼又不敢盼的期盼：“文革”十年，“斗批改”口号喊得震天响，最终变成多少人回家“逗孩子、劈柴火、改善生活”。预想与结果完全脱节，稍有头脑的人都会觉出这十年折腾有些问题，即便如此，有朝一日能把“文革”翻个个，在当时还是不敢想。
普宁寺内的大乘之阁，有一尊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因此又称大佛寺。大乘之阁门额上的蓝地金字匾，为清乾隆皇帝所书，四个大字是“鸿庥普荫”。意为佛法如宏大的树阴，庇护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我曾多次站在“鸿庥普荫”下，心中暗暗祈祷，但愿国泰民安的日子早早到来。
这年我已经26岁了，当务之急，是搞对象成家。在外人看来，这对我并非难事：身高1.78米，体重124斤，宽膀细腰，要文能写文章上讲台毛笔字能写楷隶行草，要武会洗衣服做饭套炉子搭灶台，论模样，同事母亲看了黑白电视新闻联播，说那小何老师跟赵忠祥一个样……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二十多岁的小伙风华正茂，还是有点儿骄傲本钱的。
不过，这点儿本钱很快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了南墙，输得精光──大约整整一个1977年，从春到秋，马不停蹄，披星戴月，谈了不下十来个对象，几乎都因为我的家庭情况和本人不是党员而败下情阵，铩羽而归。
版本大都相同：经人介绍见面，看得上眼、谈得来就往下再谈，双方有了感觉后，或者是女方本人，或者是家长介入，问你是什么出身，你父亲在“文革”中是怎么死的，你怎么不是党员？
不用多了，就这三个问题，人家就高悬免谈牌说拜拜了。其实我家事情并不复杂，也能解释清楚，但那时哪个女孩、谁家父母，不想找一个根红苗正的？对此，我也是完全理解的，一点儿也不怪人家。
眼睁睁看着身边比我岁数还小的男同事都有了女朋友，唯独我只听锣响不见人来，心中好生着急，但也只能安慰自己──好事多磨，失败了还可以再重谈，相信总有谈成的那一天。
闲言少叙，隐私不言，功夫不负苦心人。初冬，我终于遇见了一位不在乎上述三点，并自己能做主的女士，而我也不问她家的情况。我们只谈现实，不谈历史，只谈前景，不谈身份，于是就成了一家人，她，就是与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然而，话说得容易，其中的沟沟坎坎则多了去了……
当时在机关单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女青年交朋友，要结婚，不光党员，就是一般干事，也得向领导（组织）汇报。领导同意，才可以往下进行，不同意就得散。其中的红线，就是对方家庭出身（成分），以及父母有无历史和现实问题，等等。
关键的1978年到了。
年初，我决定要在春节前结婚。开介绍信，领导一愣：“你要结婚？怎么不提前汇报！女方家什么情况？”
我还是有咱天津人个性的，说：“咱们是‘五七’干校，除了种地就是养猪，有那个必要吗？”
领导不爱听，说：“种地、养猪怎么啦？这是规定，必须遵守。”
我知道只要一走程序，肯定不行，心一横说：“我又不是党员，也没人告诉我啊。”
领导说：“那你以后还当教员不？”
我说：“如果不适合，可以不当。”
这些话放在先前，打死我也不敢说。此时，不可阻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让我胆子大了些。当然我也清楚，即便不当教员，也丟不了饭碗，最不济就是种地，我也不是没种过。关键是不能去审查，我老伴儿家有点儿房产。
但事情也怪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把信开给了我。登记、结婚，从此我有了一个家。后来听说，我结婚的事汇报到校领导那里，班子正开会，有人说挺大岁数好不容易搞个对象，成全了吧；有人说他不是党员，干校可能要恢复为党校，到时他也没资格当教员了；还有人说过了年就调他去生产科，也省得他在课堂上跑题乱讲。
春节过后，关于是不是将我调出教研室，上面有了分歧。两年前一同分配来的十个学生，几乎都进教研室走了一遭，有的半年，有的俩月，或者一试不适合当教员，或者自己要求走，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一致公认的是，此人是个难得的教员材料。有实例为证，包括外出学习、临时借出去帮忙，甚至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别人不愿意去，我主动要求去都不让去，一直拿我当教学骨干使。所以有人主张再观察一段，不急着调出。往下，形势变化很快，有的领导就觉出我的一些所谓“乱讲”，有的恰恰是对长期以来某些“左”的理论和做法的不满，于是就改变了看法：这个人不仅不能调出去，还要重点培养。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难点：我不是党员，看不了红头文件。
要说我是十分要求进步的：在乡下加入了共青团，还是团干部。参加工作后，无论是想着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还是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员本身需要是党员，还是搞对象时因不是党员受过刺激，总之，我入党心情之迫切，绝对非一般上进青年可比。
然而我又有难言之隐，我父亲从小学徒当的是店员，解放前一直经商，“文革”中就为这把他折腾得患病去世。不搞外调尚好，一外调反而添麻烦。可事到如今，也顾不上许多了，我得继续要求进步。
外调的回来了，结果超出我的预料，我不但没进步，反倒连入党积极分子的人选也不是了。我很苦恼，找到党小组长，说不是重在个人表现吗？他倒也实话实说：话是那么讲，但自“文革”以来都这么着，认倒霉吧。
赶上这不讲理的事，不认也得认！入夏，又有新班开课，讲唯物论、辩证法，我想了又想，事物都是发展的，凭什么就把这套理论和做法当成宝典捧着不变？加之家里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我去找校长，说：“我看不了红头文件，这教员我不当了。调我去总务处，最好是去当伙房管理员，起码能往饱了吃……”
校长当时就拉抽屉拿出十斤粮票：“你不够吃说话，多好的小伙，放心吧，组织问题，我们已有新的考虑，会抓紧解决的。咱们是党委，有发展党员的权力。”
话说到这份上，我不能再说别的，粮票不要，继续认真教课。到了八月份，万万没想到，组织问题解决了。我很激动，平静下来想：我还是先前的我，怎么说不行就不行，说行就行了呢……
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让新党员发言，我诚心诚意地说：“我觉得我与党员标准还有很大差距，这次能被通过，主要是因为工作需要……”
往下我还有话呢，但不能说下去了，所有的人大眼小眼一齐瞪我。小组长立刻让别人发言，把气氛缓和下来。会后，他急赤白脸地跟我说：“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说：“那我该怎么说？”他说：“你只要说些感谢组织、感谢领导、感谢同志的套话就行了。”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他说：“这么多年了，就没见一个像你这样的，有些场合是不能讲实话的！”
不管怎么说，我终于走进组织